数字技术赋能法官审判 图片由人机协同生成68配资
编者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发展的宏伟蓝图。法治，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每向前推进一步，法治服务保障就要跟进一步。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参加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组织的“四中全会精神在基层·上海法院见闻”集中采访，走进上海市三级法院，来到司法实践的最前沿、服务群众的第一线，近距离观察和感受人民法院在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护航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的生动实践与扎实成效。
“禁止张某对申请人李某实施暴力以及骚扰、接触申请人李某；禁止张某进入李某的住所、工作单位。”今年8月，家住上海的李女士被前夫张某多次强行闯入家中及工作室，还被殴打致耳损伤，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在接到申请的第二天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如违反，将视情节轻重，对张某进行处罚。
与此同时，青浦区妇联和公安机关收到了法院电子送达的信息，妇联将李女士纳入了妇女维权驿站的服务对象，公安机关也将对其“动态跟踪”回访，确保人身安全保护令落地见效。
这是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高院”）开发的“涉家暴信息沟通共享机制”数字应用场景的一次实践。它打破家暴案件信息壁垒，向妇联、公安机关推送涉家暴信息，构建多部门协同参与的反家暴工作格局。
2023年以来，上海全市法院以场景建设、数字建模为重点，大力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开创了审判工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让数据融入审判、反哺业务。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实践，形成了“数助办案、数助监督、数助便民、数助治理、数助政务”五大核心板块。从办好案子、提升审判质效，到破解难题、助力社会治理，数字司法帮助擦亮小微企业的“信用名片”，也守护老百姓的医保“钱袋子”……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推进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协同和监督。
“数字法治是数字时代的制度基石，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数字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制度，数字法治的健全程度直接关系到数字文明的发展质量与未来社会秩序的构建。”上海高院院长贾宇表示，“面对技术迭代与社会转型的双重挑战，应坚持以法治引领技术向善、以规则保障创新有序，全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法治新模式，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的法治动力。”
数字赋能法官“办案子”
“法官，我们商量好了，都同意离婚。”2023年12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新区法院”）审理一起离婚案件的过程中，原告看了看坐在被告席上的妻子，又将视线转向法官，非常“诚恳”地说道。
事实上，审理该案的法官在开庭排期后68配资，已收到系统提示：“您正在审理的案件可能存在离婚处分财产影响他人债务履行的情况，请法官谨慎审理。”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夫妻离婚时，对共同财产如何分配可以自由约定，但不能损害其他人利益。然而，法官在办案中发现，有些当事人到法院起诉离婚，不是真想离婚，而是想通过司法裁判，把夫妻共同财产转移到一方名下，从而逃避债务，这将损害案外债权人的利益。
“这被称为‘假离婚、实逃债’，但法官依靠传统手段很难甄别。”上海高院信息管理处处长陆诚介绍，基于此，办案法官从相关案件中总结了三个普遍特征：离婚当事人涉及其他经济纠纷、男女双方自行达成调解、约定由一方明显多分财产。陆诚表示，将业务规则“翻译”成机器看得懂的技术语言，法官就可以在数字建模平台上，通过“拖拉拽”的方式完成数字模型构建。
依托数字模型对全市法院案件进行大数据筛查、碰撞、比对，排查可能存在“假离婚、实逃债”的案件线索，自动生成线索清单，紧接着，上海高院将模型生成的清单发送全市法院进行人工核验，并根据反馈结果优化规则。
“达到一定精准度后，该评查模型正式向全市法院推广，对已结案件在线评查。”陆诚介绍，经充分论证，这一应用场景的评查模型转为预警模型嵌入办案系统，如出现符合该业务规则的在办案件，系统会适时向办案法官推送预警信息，实现从“事后监督”向“事前预警”的转变。
截至目前，“假离婚、实逃债”的应用场景已经推送预警提示1708次。800多个类似应用场景已嵌入办案系统，累计推送提示信息150万余条，覆盖全市法院92%的法官。
“数据并不天然产生价值，数据在碰撞中才有价值。”陆诚表示，随着数字法院建设的持续纵深推进，数据不再停留于“可用”，还要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
上海高院发动广大一线法官研发了一系列的审判场景模型，“通过司法大数据的分析比对，自动提醒法官不出错，同时也智能引导法官怎么审。”陆诚举例，针对办案过程中的易错点，上海高院研发了当事人死亡、企业注销、职业放贷人智能识别等一系列的提示预警场景模型，对法官办理同类案件可以实现系统性预警。
通过“适法统一、裁判规则指引”等模型，上海高院推动“一个案件”全流程监管辐射至“一类案件”的专业化审判，延伸至“一域问题”的协同性治理。针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类案件，法院研发了案件证据智能抓取、涉案金额智能计算、裁判文书辅助生成等功能，推动相关案件审理周期从原来的90天缩短到45天。
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数字法治不仅帮助法官审案子，也能实实在在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
预付式消费治理一直是民生领域的“痛点”问题之一68配资，常见于教育培训、健身、美容等民生服务行业。随着预付式消费的迅猛发展，机构“爆雷”“跑路”频频出现，导致众多消费者面临退款难、维权难的困境。
2019年1月1日起，《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实施，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牵头建设了全市统一的“单用途预付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要求发卡经营者将经营基本情况、预收资金情况、风险防范情况在平台登记备案，以实现实时监控。
“然而，实践中，仍有一些企业为逃避监管不按规定进行备案，导致相关管理部门和消费者都无法掌握企业的经营信息及发卡情况，也无从判断和防范风险。”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陀法院”）法官盛利审理了多起商家“跑路案件”，他发现，部分企业对“跑路”有所预谋，在闭店前以低价促销的形式吸引消费者大额充值。更有甚者，趁“跑路”之前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减资手续，造成消费者后续维权上的阻碍。
2023年起，普陀法院与杨浦区人民法院、徐汇区人民法院共同成立项目组，建设了“预付式消费风险预警及协同治理”应用场景。项目组通过筛选多次被诉、涉案金额高且未执行完毕的预付卡发行企业清单，并与相关行政机关的数据进行比对碰撞，从而筛选出未登记备案的企业以及存在“换壳逃债”可能性的经营者。
通过大数据分析，项目组发现未依规在平台上备案登记的企业1500余家，存在“换壳经营”可能的自然人211人，向上海市商务委员会推送相关信息线索16242条。在此基础上，项目组还根据预付式消费纠纷的特征、变化趋势等情况，从司法角度分析涉及影响消费信心、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治理因素，提出相关对策，形成决策报告，部分建议已在2024年新修订的《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实施办法》中得到体现，帮助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
另一笔被守护的钱是医保基金。作为集中管辖松江区全区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法庭，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松江法院”）佘山人民法庭副庭长闫理发现，在交通事故案件中，伤者常常先使用医保基金支付医药费，此后侵权者又赔偿了这笔钱。
根据相关规定，这笔重复报销的钱应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依法追偿。但实践中，由于医疗机构事前对情况了解不足，参保人员有意隐瞒，部门间信息沟通不畅通等原因，造成医保部门往往无法掌握第三人侵权信息，难以开展精准追偿。
为此，松江法院参与研发“医保基金追偿信息共享与协同治理”数助治理应用场景，在涉医疗赔偿侵权案件中，通过模型筛查出可追偿的第三人侵权信息线索，以上海市大数据中心为枢纽，实现与医保部门数据共享共治，合力破除数据壁垒，防止医保基金流失，保障医保基金有效监管。
据上海市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处副处长施莹介绍，医保部门通过法院共享的数据有效开展了核查追偿工作，2024年9月，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的“胡某告某商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案”成为上海市第一例在判决书中写明“退回医保基金”的判决。
2025年3月，浦东新区法院审理的浦东医保中心与某出租车公司、某保险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成为《上海市医疗保障条例》实施后，法院判决的首例由医保中心为原告的医保基金追偿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5年6月，全市已追回医保基金400余万元。
上海高院数字法院系统的智能辅助办案模块 上海高院供图
上海高院数字法院系统拥有四大类应用场景 上海高院供图
牵住社会治理“牛鼻子”
作为数字司法一大重要板块，“数助治理”的一大特点是从海量司法数据中挖掘有价值的数据，打通与相关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促进司法协作治理，助力破解社会治理中的难题。
“感谢法院让我们的‘信用身份证’得以保全。”这是上海市一家超导应用技术领域的高新技术企业副总经理魏先生的感受。今年年初，该公司因一起小金额的劳动仲裁案件被列为被执行人，尽管企业履行了法院判决，但该公司的涉诉信息还是被相关信用信息平台抓取。
公司正在经营发展的关键时期，魏先生担心企业贷款、投标等受到影响。好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山法院”）根据“企业涉诉信息澄清协同治理”数字场景，第一时间向该公司发出《自动履行证明书》，并将公司主动履行的信息公示在信用信息平台。
原来，法院在办案中发现，企业一旦涉诉，银行等金融机构就会收到第三方机构推送的涉诉信息。然而，这些信息往往不够完整、准确、及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准确、深入地了解企业被诉原因、标的额等具体情况，难以对涉诉企业开展精准的信贷评级，即便想贷也不敢贷。
这就导致有的企业因为涉诉信息被金融机构拒贷，或被抬高融资成本；有的因政府、国企招标要求“无重大诉讼”，企业涉诉导致丧失投标资格，或需额外担保；有的因为涉诉信息影响企业商誉，合作伙伴顾虑风险，中断合作。
上海高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曹克睿解释说：“涉诉与企业信用高低不能简单画等号，败诉、涉诉较多不等于信用差，需要根据详细的涉诉信息进行综合评估。”但实践中，用信主体存有“涉诉即风险”的片面认知，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
针对这一痛点，宝山法院尝试为涉诉企业提供信息说明。2023年6月起，该院向小微企业发出应诉材料的同时，一并发送《关于为涉诉企业提供涉诉信息说明服务的告知书（试行）》，告知其如果因涉诉信息被不完整获取，导致企业在信贷融资、招投标等经营活动中遇到困难，可向法院申请相关涉诉信息说明服务，法院可视情况出具《企业涉诉信息说明函》。
随着数字法院建设深入，“企业涉诉信息澄清协同治理”应用场景于2024年3月上线，从宝山区推广至上海全市，实现13家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涉诉信息的自动化调取，可精准获取截至查询当日，企业在全市范围内及时主动履行判决义务的详情，包括判决金额、履行情况、履行时间等核心信息，从而精准识别“涉诉但守信”企业。截至目前，已完成数据调用共5万余次，高效解决了涉诉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题。
2024年9月，涉诉澄清机制相关条款写入当年修订的《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成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抓手。
“要深度挖掘民生热点、社会治理、金融商事等领域案件背后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和规律，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益参考。数字法院不仅以数据共通共享促进共建共治，还从超大量级的司法数据碰撞中及时发现苗头性隐患，将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关口有效前移，使司法审判与社会治理真正达成融合互动。”上海高院副院长王光贤说。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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