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顺网叶剑英赴衡山，培训数千名校官学员，汤恩伯：现在明白为啥打不过

“1939年2月15日源顺网，第一期开学这天，汤恩伯忽然低声嘀咕：‘叶参谋长，这一招，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话音落在衡山集贤峰脚下的圣经学校，晨雾正从白龙潭飘进操场，千余名穿着各色军装的校官迅速排队，一所全新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亮相。

时间往前拨四个月。1938年10月，武汉即将失守，军委会在江城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朱德抛出“广设游击战学校、国共合训干部”的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与会者多年来只认正规战，听到“骚扰”“割线”“破袭”这些生疏字眼，有人新奇，有人迟疑。蒋介石却点头：可以试一试。武汉失陷后，抗战进入拉锯阶段，前线需要新打法，于是衡山被选为试验田。

周恩来和叶剑英接到电报即刻南下。他们在长沙借光两盏煤油灯，连夜写出《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计划大纲》。大纲只三页，却把“政治重于军事”“三分之一兵力潜入敌后”写得明白。文件带上衡山，传到各战区将领手里，不少人边看边摇头：真能成？

组班的名义改了又改。最初蒋介石指定汤恩伯任主任，叶剑英任副主任。没想到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跳出来质疑：“所有训练班都应归军训部统辖！”事实上，他桂系出身，自认也懂游击，觉着被晾在一旁面子挂不住。蒋介石顺势把班子升级为“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自己挂名主任，白崇禧、陈诚挂副主任，汤、叶改称正副教育长。看似大换血，实则依旧由汤恩伯、叶剑英主抓教务。

场地不是军营源顺网，而是传教士留下的学校。两层木楼配石板操场，背靠山谷瀑布。机构设置极简：教务处、政治处、总务处、机要室，再加一个总队部。教官不到百人，却囊括黄埔系、陆军大学教官、八路军干练政工干部。11名少将扎堆授课，在另一处战场也属罕见。

第一期招1119名学员，全是营以上军官。上校、副官坐一排，气势不小。开课第一周，叶剑英讲《游击战概论》。他从1492年哥伦布讲到西班牙游击队，再跳到中国红军，语速不快，却把段落拆得极碎：“小队破路，大队断桥；晚上打枪，白天出宣传；兵不硬靠，脚印不留。”听众连连点头。教室里站不下，干脆搬去操场，声音穿过松林，连衡阳来的参谋都凑过来旁听。

军事课程外，政治课也是重头戏。八路军教官讲《军民关系》《统一战线》，国军学员第一次听到“官兵平等口粮相同”这样的话，场面顿时安静。有人私下议论：“连长都跟士兵吃一样？怎么可能。”叶剑英干脆举例：“晋察冀一年只吃黑豆和高粱，部队依旧不散。”汤恩伯听完，若有所思地说：“原来败在这儿。”

不定期的客座演讲也颇热闹。蒋介石飞来南岳，开口却是《推行基本建设和实现三民主义》，与游击战隔着山。学员尴尬鼓掌。白崇禧随后上台谈《游击战争问题》，内容多是纸上谈兵。相比之下，周恩来4月到衡山做《中日战争之政略与策略》报告，引发连夜讨论。汤恩伯转向叶剑英感叹：“这下我真明白，过去为什么打不过你们。”

教材来不及外调，只能现场编写。《游击战术讲义》《抗日游击队政治工作教程》三周出炉。叶剑英要求“毫无保留”源顺网，连爆破装药配比都写进教材。有教官担心“泄密”，他一句话压住：“真学得会才算本事，学不会也是白搭。”

衡山的课堂持续到第三期。之后受空袭威胁，训练班辗转祁阳、修水、丽水，再回祁阳，总共七期，培养学员5659人。人数不少，成效却两样。前三期有八路军教官在场，课堂气氛平等务实；后四期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课程逐渐变味，突击、接收、反攻字眼多起来，游击战核心被淡化。

国民政府随后在华北、华中设冀察、鲁苏两大“游击战区”，把正规军推向敌后，总兵力高峰近一百万。纸面看壮观，实际却是另一番景象。补给不继，军民隔阂，部队动辄向百姓摊派，群情对立，一遇日军清剿就四散。到1944年底，仍在敌后坚持的中央军不足三万人，投降与溃散者数十万。

叶剑英后来对记者称：“原来一百万，留下来的不到三万。”数字冷冰冰，却把衡山课堂上“鱼水关系”的警示敲得震耳。日本方面的情报也佐证：国军游击队“五大弱点”中首条就是“互争地盘，自相火拼”，而“民众不信任”排在第四。相比之下，八路军在1945年已扩展到九十多万人，同期新四军也越过十万，差距不言自明。

衡山三个月里，叶剑英与胡志明（当时化名“胡光”）短暂共事，这段插曲常被忽略。胡志明负责通讯班，却逢课必听，后来回忆“学到的不只是战术，更是群众路线”。这句话在越南革命史料里还能查到，也算衡山课堂的意外回声。

七期结束，训练班改名“突击干部训练班”，主攻对日反攻与战后接收。1945年9月日本宣布投降，机构随即裁撤，教官和学员各奔前程。尽管组织寿命短暂，但前三期课堂产生的化学反应持续外溢：不少国军学员后来主动与八路军、新四军协同行动，有的干脆留在解放区。汤恩伯虽未变身“粉丝”，却把那句“现在明白为啥打不过”挂在嘴上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