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主席，’老板’到了金河配资，可他没带公文包。”1959年4月中旬的一个傍晚，田家英推开门，语气里透着几分好奇。毛泽东放下手里的书，抬头笑道：“快请进，我这就想听听谭老板又带来什么新点子。”闻言，田家英愣了愣，心里直犯嘀咕：一个堂堂省委书记，怎么成了“老板”？
田家英的困惑并不新鲜。那几天，杭州刘庄里连续有干部来汇报，只有谭震林被称作“老板”。消息传开，值班战士私下嘀咕：“这是收购粮食的行商？还是搞统购统销的行家里手？”气氛越传越神秘。谭震林闻言只是摆手：“别瞎猜，等见了主席再说。”
对谭震林来说，“老板”二字并非玩笑，它来自一场刀口舔血的化装侦察。时间回到1940年初，华中根据地被日伪四面封锁，中央电令：新四军必须向南突进，开辟江南。谭震林临危受命，担任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离开根据地前，他的妻子田秉秀已怀胎九月，他甚至来不及多看一眼。军令如山，只能走。
刚出皖南，敌人便设下层层封锁线。谭震林一身国民党“三战区上校参谋主任”的行头，却总在岗哨前被盘查。连走两天，他拍着腿直摇头：“这样下去迟早露馅，干脆换马甲。”于是，白衬衫、西裤、呢礼帽，再借来一张绸缎庄老板的良民证，上面写着“李明”。他在院子里晃悠几步，自我点评：“像模像样不？”秘书俞炳辉挤眉弄眼：“李老板，可真有派头！”一句玩笑，由此诞生一个深入敌后的“谭老板”。
伪装生效。一路上，日军哨兵见他衣着光鲜，连带问话都温和几分。夜里赶路，几个人钻进徐州一家旧电影院假装看《风云儿女》，实则听取当地抗日救亡会的情报。灯光昏暗时，有妓女错将他们认作大款，拉住袖口讨小费，谭震林哭笑不得：“赶紧走，别坏事。”
抵达江苏徐州后，东路司令部刚刚成立，他还没坐稳，就接报“鬼子小队逼近”。周围战士武器杂、经验浅，有人犹豫。谭震林低声吼：“支队长戴克林，带机枪，上！”戴克林穿着长袍犹豫：“老板，这一身不像带兵的啊。”谭震林答：“管他像不像，先干掉再说。”短促枪声夹着手榴弹爆裂，十几分钟，一小股日军被就地解决。消息飞快在军中传开，“老板雷厉风行，三下五除二灭了鬼子”，绰号就这么扎了根。
口口相传，连延安都听到了“谭老板”的故事。毛泽东在枣园开会，掐着纸烟笑问：“这个‘老板’挺能打？下次我也得瞧瞧他。”新中国成立后，每逢会议，毛泽东习惯张口就来：“谭老板发言。”主席这一带头，别的同志也顺嘴跟喊。谭震林表面上摇头苦笑金河配资，心里其实明白：这是主席的认可，也是一份让人扛着走的压力。
谭震林并非生来“老板”。1902年，他出生在湖南攸县一家当铺，兄弟七人，日子窘迫。十四岁外出打工，在茶陵县一家书店抄书、卖书，结识共产党员余来。余来常在柜台旁边悄声讲《共产党宣言》的段落，谭震林听得热血翻腾。1927年“马日事变”后，他被通缉，只好白天卖书，晚上躲进空棺材。那段灰暗的日子，他常咬牙自问：到底图什么？可一想到“穷人翻身”，又挺过来。
同年秋，他听说毛泽东上井冈山，立刻想去投奔，可山高林密，好几次都扑空。直到陈皓率部攻入茶陵县，谭震林递上姓名和身份：“我想参加队伍。”陈皓看他手脚麻利，便拉他办农民协会，还把他推举为工农兵政府主席。消息传上井冈山，毛泽东批：“年轻敢干，给他五条枪。”五条枪对一支刚起家的队伍意味着什么？谭震林心里比谁都清楚。
1929年赣南闽西突围，敌军突袭，毛泽东的警卫班压力骤增。谭震林拍马冲到侧翼顶住敌火，掩护主力安全撤离。战后毛泽东拍拍他的肩膀：“震山虎，名不虚传！”从那以后，“震山虎”与“谭老板”，一个在革命低潮时给他勇气，一个在华中险境里给他伪装，两面标牌伴他闯荡数十年。
抗日后期，谭震林与粟裕搭档，创建苏浙军区，三纵、六纵、十纵纵横太湖南线。1945年春，苏南反顽战役连克溧阳、金坛，他指着战报哈哈大笑：“还是这一片水网地形适合我。”部队里流传一句顺口溜：“粟司令打得猛，谭老板管得紧。”二人配合默契，奠定后来渡江作战的基础。
1946年涟水争夺，张灵甫率七十四师猛攻，新四军第六师陷苦战。谭震林打电台时语速极快：“给我粮弹，给我时间，我能守。”但交通线被敌人切断，增援晚点，结果涟水失守。谭震林气得踹桌子，冲参谋吼：“都是我慢了半天路！”不久，毛泽东亲发电报：涟水得失不足挂怀，部队士气要紧。看完电文，谭震林红了眼眶，对副师长说：“主席懂我，我不能让他失望。”不到半年，在孟良崮一役，他把七十四师连骨带皮“啃”了下来，为先前的失误狠狠扳回一城。
全国胜利后，谭震林先后出任浙江省主席、江苏省主席、华东局副书记。有人开玩笑：“您这老板当真了，管着两省的地盘，不折不扣‘大掌柜’。”他却直摆手：“别抬举，我就是买卖人出身，货真价实的‘我要账’——要计划、要生产、要仓储。”工业化初期，浙江缫丝厂缺电机，他连跑三个部委拍桌子拍到指关节发红；南京钢铁厂资金断档，他让财办夜里拆分预算，硬生生腾出一笔周转。有人说他“脾气拗”，可项目一个个落地，老百姓饭碗里多了油水。
1959年这次杭州汇报，其实是谈浙江乡镇企业试点。谭震林推门见毛泽东，没等坐下就直奔主题：“主席，农闲时让农民进小作坊干轻工，有风险，但值得试。”毛泽东笑眯眯点头：“老板出手，总有新花样。”田家英总算明白，原来“老板”是褒义，指的是那股不服输、敢拍板的劲头。
晚年谭震林调回北京，担任中央副秘书长、人大副委员长。秘书记得，他办公桌永远摊着三样东西：一本《三国志注》，一本《资本论》，还有一张手写工作清单。有人问他，成功诀窍是什么？他抬头笑：“书里找方法，地里找问题。别拿职位当砝码，拿事实说话。”
1983年9月30日，谭震林因病逝世。骨灰按遗嘱分两处：一半在八宝山第一室，一半送回井冈山。送行那天，老战友戴克林取下军帽，久久没戴回去。他低声念道：“老板这回是真走了，可他那股子杀伐决断、又肯替人扛事的劲，留在咱心里。”
“老板”两个字，没有金钱味，却透出担当。1959年的那幕小插曲，不过提醒后人：在历史暗礁里，敢扮商人、敢破封锁、敢为士卒拍板的人，才配得上这样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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